戴德梁行在英国历史悠久，然而在它200多年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2000年初期并购了香港的梁振英测量师行和新加坡的戴玉祥产业咨询公司，迈入了亚洲市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企业。但是，和很多大公司一样虹桥丽宝广场，它在上一波经济周期的顶点，2006，2007年的时候也做了很多投资，并大量使用了银行杠杆。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之前的并购的业务并没有发挥出优势，人走了很多，公司也主动裁了很多人，但是到了2011年春天，公司发现依靠自身去杠杆还是很困难，不得不寻找新的投资者。

2011年夏天，我开始在戴德梁行伦敦总部培训时，就发现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氛围。一边是墙上铭刻的、始于1784年的骄傲历史；另一边，茶水间里同事们的窃窃私语，总离不开‘收购’、‘裁员’和‘寻找买家’。大家都在关心公司变化对自己带来的影响。

当时伦敦总部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插曲：一家天津的国企曾给出了严肃的报价，董事会还收到了一封有市长签名的信，表示了十足的诚意。市长说，除了财务投资外，天津还希望能借戴行之手盘活曹妃甸。英国同事们面对着这个带着强烈东方治理逻辑的方案，既错愕，又兴奋，有人问我曹妃甸是哪里，我告诉他们曹妃甸就是中国的canary wharf（金丝雀码头）。

最后这个方案还是没有进行下去，但是这个未竟的案例，像一轮前浪，映射出之后几年中国企业出海的波涛汹涌。

到了香港后，公司出售的事情还是没有定论，那时正好碰上梁主席辞职竞选特首，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每天公司的新闻在财经版，政治版，八卦版间不断切换。然而，与英国以及欧洲业务还在为经济危机收拾残局时，戴行的中国业务正在强力增长，我轮岗的几个部门都忙到飞起，也正是戴德梁行的中国故事，成为这家公司皇冠上的明珠。

最终到了2011年底，暂时尘埃落定，一家澳大利亚主营做设施管理的公司以收购戴德梁行全部债权的方式完成并购，后来又兜兜转转卖给了TPG，后来与高纬环球合并（当时有位同事从戴行离职去了高纬，过了一个月后公司合并了，又回到戴行上班，成为大家开玩笑的对象），最后在纽交所上市。

我2016年初从戴行毕业，在戴行的四年，收入上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收获。但我亲身穿越了一场百年企业的惊险重生，也学到了很多实践中才能获得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戴行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我也有机会参加到了中国企业早期出海的大潮中，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

有一次出差重庆，路过“‘海航保利国际中心”楼下，我抬头望见大楼铭牌，忽然怔住——戴德梁行的办公室就在这里。我前后三任雇主的名字，竟巧合地同时出现在这一栋大楼之上。那一刻，个人职业的流转、企业的百年漂泊、与时代的宏大变迁，仿佛在这个偶然的坐标上重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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